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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生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是他

    2016-06-15 22:52:44   来源:http://www.cctv47.com 中国猎奇报道   点击:
    一生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是他

    对于胡宗南率25万大军与毛率的2万西北野战军在陕北打了1年,屡吃败仗,毛从容应对,从不惊慌,原来就觉得肯定有内奸。后来也听我党说过,我们在台湾还有极高层阶的间谍。现在才知道,原来这个人就是胡宗南。回头想想,也很正常。胡宗南出身贫苦,早年思想左倾,艰苦朴素、不爱钱财、不好女色,是个理想主义的人物,的确是个理想的地下党员的人选。胡宗南最终以一名一生没有暴露身份的国民党要员身份死在了台湾。

    下文可能能够更好的表述。

    一九四七年初,当蒋介石攻不动北满根据地时,他知道事情糟了。蒋需要战场上的胜利,来鼓舞士气,给人们以希望。他想出了攻占中共大本营延安这个主意,在三月一日的日记里写道,占领它‘对于政略与外交,皆有最大意义’。蒋把这个重任交给他最信任的人:胡宗南将军。蒋对胡信任到把二儿子纬国托付给他,纬国结婚时蒋不在场,‘父亲’一角由胡承担。

    经过多年的研究,我们认为:胡宗南的真实身份,和张治中一样,是黄埔出身的红色代理人。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想在苏联资助下征服全中国,请莫斯科出钱出师资,组建国民党黄埔军校,蒋介石做军校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莫斯科当仁不让地在军校里埋下许多钉子。

    一生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是他

    胡宗南是第一期毕业生。军校里,大家都认为他是共产党。这是因为他与军校卫兵司令胡公冕过从甚密,胡公冕是公认的共产党员。这时贺衷寒等有影响的人物为胡宗南说话,加上胡又发起组织了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他就没有被当作共产党人对待。两胡一直是好友,抗战时蒋介石派胡宗南守在延安的南边,胡宗南有时派人去延安,派的就是胡公冕。今天,中共正式承认胡公冕是地下党员。

    胡宗南有个亲密朋友是军统头子戴笠。胡结婚是戴笠做的媒。戴笠命令胡军中的特务把上报的情报抄送胡一份,这么一来,没人敢报告任何对胡的怀疑。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蒋介石从南京电召胡,部署进攻延安。同一天,毛就得到了情报,决定延安紧急疏散。

    三月十八到十九日,胡宗南占领了延安。国民党大吹大擂称这是伟大胜利。但是胡占领的不过是一座空城。

    一生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是他

    毛在陕北只留下两万来部队,不到胡宗南二十五万大军的十分之一。他坚持不准其它战场抽调兵力入陕增援。对延安即将失陷而惴惴不安的高级将领们,看到毛泽东如此胸有成竹,既吃惊,又敬佩。

    更令他们和毛身边人惊叹的是,向来注意安全的毛,在胡宗南进城前几小时才离开。胡军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警卫员们催了又催,他就是不走。最后说走,车门为他打开了,司机启动了发动机,再次提醒他,他却背着手站着不动,眼睛凝视着延安的标志宝塔山。 国民党的枪声已在近处响成一片时,毛才不慌不忙地向北动身,乘坐原美军观察组留下的吉普车。跟他同车的有现任参谋长周恩来和毛夫人江青。一路上,毛和周说说笑笑,用警卫员的话说:‘好像这不是一次撤离后的行军,而是平常的旅行。’

    到了延安东北三十公里的青化砭,毛叫司机把车开慢,凝神四下看着。行车的公路沿着一条狭长的河谷,两边是黄土大山,被山洪暴雨冲刷成无数崖峁沟壑,是打埋伏的好地方。警卫员看见毛一边细看,一边‘情不自禁地点着头’,觉得‘很迷惑,不知道他的眼神和动作是什么意思’。一个星期后他们才明白。三月二十五日,胡宗南的第三十一旅旅部和二千九百官兵在这里走进了中共设下的埋伏圈。

    四天前,毛在陕北的全部军队两万余人就已在青化砭设伏。而胡宗南的三十一旅是在中计的头一天,才从胡宗南本人那里接到命令去青化砭。据少将副旅长周贵昌说:还未到青化砭时,他们探知那里有伏兵,当即电报胡宗南。胡‘来电斥责说:“贪生怕死,畏缩不前,非军人气概,绝对要按规定北进,迅速占领青化砭,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这个旅只好硬着头皮往前,结果被全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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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胡把主力派往另一个方向的安塞,使他们不可能来青化砭救援。

    三个星期后的四月十四日,胡军一三五旅在延安正北羊马河又同样中了埋伏,死伤加俘虏五千人。就像在青化砭一样,可能援助的胡军主力远在西南方被高山深峡阻隔的另一端。

    中共的第三个轻而易举的胜仗,是打下延安北边五十公里处的蟠龙,那里储存着面粉四万多袋,军服五万多套,武器弹药不计其数,是胡宗南全军的补给基地。胡宗南只派一个团加旅部直属队守卫,把驻扎在那里的两个兵团七个半旅派往远在北方的绥德,说是中共主力在那里。四月二十六日两个兵团从蟠龙出发,两天后发现中共好几个旅的大部队正朝跟他们相反的蟠龙方向运动。他们认为‘部队不宜前进’。但胡宗南仍坚持命令他们 ‘急进绥德’。五月二日到达绥德,等待他们的是空城一座。就在这一天,已把蟠龙团团围住的中***队开始进攻。

    战前一两天,蟠龙守军发现四周有大量伏兵,据守军一六七旅少将副旅长涂健说,‘我们判断解放军主力确已在蟠龙地区集中,并有积极围攻蟠龙的企图,于是我们即刻向胡宗南报告。不料胡宗南接到这一报告后’,‘认为我们是有意夸大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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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蟠龙两天后失守,胡宗南在陕北的前进补给站的物资、武器便全部落在中共手里。据胡手下连长徐枕说:由于物资尽失,部队主食靠空投,天气热了,还脱不下充满血腥味和汗臭的冬衣,单军装都因储在蟠龙而落到中共手里。士兵没有鞋穿,只好从***腐尸中脱取布鞋,虽然竭力清洗,依然恶臭扑鼻。疾病蔓延,但是药品也都随蟠龙而失去。‘对战力之损耗,实难以估计。’

    中共在胡宗南占领延安不到两个月就打了三场大胜仗,新华社向全国广播,宣布毛泽东依然留在陕北。这一消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尽管毛不在延安市内,他没有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被赶走,陕北还是他的天地。

    在胡宗南占领延安的一年中,胡军被调来调去,从来找不到中共主力,反而不停地中埋伏,一场大似一场。中共牢牢掌握着陕北大部分地区,毫无顾忌地热火朝天搞土改。毛离延安不出一百五十公里。他的随从从八百人增加到一千四百,包括一个骑兵连,还有一组规模庞大的电台,一天二十四小时工作,跟苏联以及全国各地的部队、根据地保持联系。每天,毛都用电报向全国各战场发出指示。

    自占领陕北以来,毛第一次在他的领地旅行。跟长征不一样,这次他谢绝坐担架,自己走路、骑马,身体练得十分强壮。旅途中厨师为他预备好了他爱吃的香肠、辣椒。毛通常不在老百姓家或餐馆里用餐,怕不卫生或被人下毒。他睡得香,甚至不用吃安眠药。他兴致勃勃地游山玩水,还让专门从东北前来为他拍电影的摄影队拍了好些镜头。江青弄了一部照相机,整天摆弄来、摆弄去,她未来的摄影爱好就此开始。毛的苏联医生不时从黄河以东的根据地过河来给他检查身体,然后向斯大林汇报。

    一生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是他

    有一次,毛差点儿遇险。那是一九四七年六月,他在一个叫王家湾的村子里逗留了将近两个月,住在农民家里,头一回跟老百姓同在一个屋檐下。他住得很惬意,每天散步、跑马。天热了,警卫员砍了几棵树给他在室外搭了个凉棚,用树枝树叶编织成田园风味的棚顶。毛很满意,黄昏时爱坐在凉棚里看书,念英文以作消遣。

    六月八日,胡宗南手下的军长刘戡带着部队突然出现在附近。原来,毛住地的一名小学教员逃跑了向刘戡报信,说村里有很多电台。刘估计毛就在这里。刘戡出其不意的到来,使毛泽东朝周恩来大发雷霆。他们争吵着怎么办,往哪里逃去。要彻底安全只能往东走,过黄河进入根据地,船和汽车一直停在黄河边日夜待命。但问题是路太远了,他们跑不过刘戡的人马。毛只能往西去,朝戈壁滩走。决定作出后,村里老百姓被集中起来往相反方向‘转移’,想引开国民党军。

    那天下着大雨,山路太滑没法骑马时,专门挑选的膀大腰圆的警卫把毛背在背上。电台不出声了,以防被发现。只有一架电台在紧张地工作着,显然是跟胡宗南联系要他把刘戡调开。毛在陕北时,跟胡军中的电台联系从未中断过,管发电报的机要人员告诉我们: ‘他们的行动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还说:‘我们的人的身份有的直到现在也没公开。’

    刘戡真的被调走了。六月十一日晚,他就在毛的屁股后面,近到毛的警卫能听见他的队伍说话,能看见他们的火光。毛的警卫紧张得‘头发都快立起来了’。正当他们准备誓死保卫毛时,毛满面笑容地从窑洞里出来,说敌人要退兵。果不其然,警卫们瞠目结舌地看到,刘戡的队伍沿着山沟跑过,没碰他们一根毫毛。胡宗南给刘戡下了死命令:‘向保安南之双儿河集结,限十四日拂晓前补充完毕。’保安曾是毛的首府,胡声称‘匪主力’在那里,刘戡非得按期到达参加‘围剿’不可。结果保安又是空城一座。毛的随从们为毛的 ‘神机妙算’惊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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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场虚惊中,斯大林接到紧急要求,派飞机接毛去苏联。斯大林六月十五日回电答应时,毛已经安全了。毛给他在黄河河东的中共领导发了封口气轻松的电报:‘本月九日至十一日,刘戡四个旅到我们驻地及附近王家湾、卧牛城、青阳岔等处***一次,除民众略受损失外,无损失。现刘军已向延安、保安之间回窜。’毛不去苏联了,但他下令‘即日动工修理’黄河边上的一个飞机场,以备万一。

    刘戡不久便死在毛的手里。一九四八年二月,胡宗南下令他带两个师,增援延安与黄河之间被中***队包围的宜川。此行有三条路可走,胡指定刘戡走经瓦子街的洛宜公路。刘戡是二月二十六日得到命令出发的。三天前的二十三日,彭德怀的军队就已经在瓦子街设伏击圈。彭在视察地形时,看到这里的公路两侧,山高坡陡,沟深谷狭,遍布梢林,满意地说:‘这真是歼敌的天然好地形啊!’ 刘戡的先遣队发现中共大军埋伏,向胡宗南要求先打伏兵,‘解除翼侧威胁,’‘如不先去掉这一翼侧威胁,仍沿洛宜公路前进,不但不能完成解围任务,而且解围部队本身必遭危险’。胡宗南一口回绝,要该军 ‘按照原定计划,沿洛宜公路迅速前进’。刘戡手下的二十七师中将师长王应尊回忆道:胡宗南的命令‘使全军官兵大失所望,忧心忡忡,但亦无可奈何。’‘在行军中大家低头不语。’他们就这样明知走进‘口袋’里而不得不走进去,‘全军士气颓丧已达极点’,‘刘戡十分冲动地对我说:“算了,打完了事!”’。两天激战,数名将领被击毙后,刘戡在重围中自戕身死。

    王应尊师长有幸乘夜色脱逃,到西安见到胡宗南。‘他虚伪地表示惋惜,并说什么只有这点部队你为什么要去呢?我心想我的部队都被你绥署[胡的司令部]指挥得七零八落,难道要增援宜川时你还不知道我二十七师有多少部队吗?’王师长写道:‘刘戡整编第二十九军被歼后,胡宗南集团军心涣散,固不待言,连蒋管区的人心亦十分动荡,特别是关中一带,人心惶惶,一片混乱’。陕北战场国民党彻底完蛋的命运就此定下,蒋介石想利用‘收复延安’鼓舞人心的初衷,断在胡宗南手里。

    一生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是他

    蒋介石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二日的日记里写道:‘此一损失,全陕主力几乎损失三分之一以上’。他很清楚这都是胡宗南的责任:‘宗南疏忽粗率’,‘重蹈覆辙’。然而,当胡宗南假惺惺地要求辞职时,蒋介石用伤感的满篇空话拒绝了他: ‘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挫折,而且为无意义之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恸悲哀,情何以堪。该主任不知负责自效,力挽颓势,而惟以撤职查办,并来京请罪是请,当此一方重任,正在危急之际,而竟有此种不知职守与负责任之表示,殊非中正之所期于该主任者也。’ 一场敷衍了事的调查报告把责任都推到死去的刘戡身上。国民党遵循的是官官相护的传统,更何况人人都知道胡宗南是蒋介石宠信的天之骄子。

    蒋介石容忍胡宗南一犯再犯的‘错误’,一打再打的败仗,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他用人的风格和判断力。他刚愎自用,无条件地信任他喜欢的人,天塌下来也给他们撑腰。他的固执使他犯了错误不肯回头。胡宗南毁掉了陕北的军队,蒋介石居然允许他把别处的部队也调去陕北,让毛泽东吃掉。美国主要军事顾问巴尔说:胡宗南‘说服’ 蒋介石‘不断向他的战场增兵,使得国民党在华东战场后来蒙受灾难’,华东一些重大损失就是‘兵力西移的直接后果’。而西移的兵力要么没用,要么也被毁掉。

    在胡的鼻子下转了一年后,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离开陕北东渡黄河。渡口的河滩山坡上站满了组织起来送行的老百姓,毛上船前还跟区镇干部一一握手话别。这样闻所未闻的透明度,意在显示他不是偷偷摸摸地溜走的,而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告别的。一个月后,胡宗南在损兵折将十多万后,干脆放弃了延安。毛对中共的胜利没有大事张扬。师哲说:‘我以为毛主席会发贺电,便等在一旁,准备执行任务,可是没有。’显然毛不想让胡召来太多的谴责,以防蒋介石真的撤他的职。

    一生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是他

    胡宗南继续给蒋带来一次次全军覆没,最后一共有几十万大军丧失在他手上,连同美国援蒋武器的三分之一。蒋介石逃往台湾时,派飞机来接胡宗南。胡想留在大陆,却被部下一拥而前,急拥上了飞机。到台湾后他受到监察院的弹劾,说他‘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贻误军国最巨’。弹劾因蒋介石的庇护而失败。之后,蒋还派胡主持‘反攻大陆’的工程,包括派人潜入大陆。这些人都一一落入中共的罗网。胡死于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后来也许意识到他用人的灾难性错误。黄埔是他的基地。但是他的侍卫、台湾后来的行政院长郝柏村告诉我们,蒋在晚年 ‘对黄埔军校的人都不愿谈起’。会不会是蒋介石猜到了,黄埔军校里曾埋下一群中共的钉子。

    胡宗南身边有一些中共情报人员,最知名的叫熊向晖。但熊等不是决策人,不可能下一系列具体命令,导致胡军一再被歼。熊本人在1947年5月21日就离开了胡宗南。

    辽沈战役国军总指挥卫立煌是地下党 故意战败

    导读:内战中,卫立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一切可能按兵不动,并利用其地位造成影响,既使东北高级将领们无所适从,也使蒋介石的战略计划泡汤,在战争关键时期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

    一生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是他

    卫立煌与“立煌县”

    1897年,卫立煌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卫杨村。青年时期投身行伍,在孙中山的广州大本营担任警卫,因机灵能干,由一名普通士兵而逐步提升为中级军官。北伐战争时期,他历任国民革命军团长、旅长、副师长等职务。1925年,孙中山逝世。蒋介石利用各种政治手段打击政敌,笼络人才。蒋极力宣扬自己“永丰”舰上保驾孙中山的功绩,把自己标榜为总理未竟事业的接班人。那时思想单纯的卫立煌,受到蒋介石的迷惑,遂投靠其麾下,追随蒋东征北伐,成为他手下一员能打硬仗的骁将。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也跟着走上反共的道路。

    1930年卫立煌奉蒋介石之命在蚌埠组建第四十五师,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后,卫部因参与沪杭线警戒扩编为第十四军。卫立煌后来成为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重要力量,在对红军的围剿和对福建事变的镇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1932年7月,蒋介石发动了对红军的“围剿”,卫立煌被派为中路军第六纵队指挥官,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由于中共当时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统治,又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导,第四方面军指挥机关先是盲目轻敌,在敌人大举进攻后,又惊慌失措,指挥主力仓皇西撤。于是卫立煌率军趁虚而入,8月间占领了鄂豫皖边区的军政中心——金家寨。为了嘉奖卫立煌的功劳,鼓励其他“剿共”部队的士气,蒋介石除奖给卫立煌以巨额金钱以外,还由国民党政府颁布明令,在大别山中地跨鄂豫皖三省之间“三不管”的险要城镇金家寨建立一个新的县治,用卫立煌的名字命名为“立煌县”。蒋以手下将领的名字命名为县名的只有两例,一个是所谓“经扶县”,即刘峙(字经扶)的字,另一个就是卫立煌。蒋介石此举,既鼓舞了士气,也明确地将卫立煌推到了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卫立煌部队占领金家寨后,到处搜捕苏区干部、赤卫队员和红军家属,镇压农会积极分子,保护封建地主,搞反攻倒算,一时造成苏区的白色恐怖。

    一生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是他

    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高举“反蒋抗日”的旗帜,和红军签订了停战协定。蒋介石十分恐慌,忙派卫立煌、张治中、蒋鼎文担任三路总指挥,分兵向福州进军。卫立煌行动迅速,很快抵达福建北部,对十九路军形成夹击之势。刚刚成立不到百日的“人民革命政府”由于内部不团结,许多事情还没有商定,就宣告夭折了。卫立煌为了截断十九路军经泉州退人广东的道路,又迅速行军,隐蔽地绕到闽江以南进行阻击。卫立煌在这一内战中又替蒋介石出了大力,受蒋厚赏,他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目无领袖”

    卫立煌虽因战功卓著而名列“五虎将”之一,但他一非蒋氏同乡,二非黄埔军校学生,蒋氏对他心存间隙,二人并非亲密无间。卫立煌对蒋用人唯亲,凡事以个人私利当先多有不满,而蒋对卫这匹动不动就发脾气,难以驯服的悍马也是一肚子气,二人时不时发生摩擦。早在北伐时二人就产生过矛盾。1925年蒋介石借廖仲恺一案逼走卫的上级许崇智,许的粤军被改编为国民军第一军,卫立煌由旅长降为团长,心生不满,他对许崇智怀有感情,一有机会总想见许,但蒋阻止他俩往来。卫曾对手下亲信说:“如果有兵力在手,非把不讲信义的蒋介石搞垮不可。”1933年10月,蒋介石发动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任命卫立煌为第一纵队指挥官,虽处于最前线,但位居“小委员长”陈诚之下,他甚为恼火,一气之下,回了南京。别人问他原因,他言道:仗打赢了,全是别人的功劳;输了,全是自己的责任。卫也不想把事情闹大,称病住院。探视者络绎不绝,蒋虽有意追究卫的责任,后来也只有不了了之。镇压“福建事变”,卫立煌居功至伟,但事后蒋却把福建省主席一职给了陈仪,省主席一职被视为受蒋重用的标志,顾祝同与卫立煌资历相当,早在1930年顾就当上了江苏省主席,而卫却始终与此无缘,对于蒋始终不信任自己,不予重用,卫心中很沮丧。1941年底,卫去重庆开会,除夕夜蒋介石设家宴款客,请柬送到卫的住处,卫已签名准备赴宴,但倔性子一发作,临时改变主意不去了,只打了个电话告知蒋的秘书,说他要去宋庆龄处赴宴。晚宴原定14人,因卫缺席而变成13人,蒋认为13数不吉利,临时拉了秘书凑数。事后,蒋介石在很多场合谈起此事,说卫立煌狂妄自大,目无领袖,不给他面子。卫知道后也不去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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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之行

    卫立煌有爱国心,对日作战更是坚决。正是在艰苦的抗战中,卫立煌重新认识了共产党、八路军。而其中1938年4月延安之行,成了他思想转变的关键。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二战区前敌总指挥,令其率军开赴山西。蒋这样做目的有三:其一,在全国抗战大形势下,派善打硬仗的卫立煌到华北前线抗日,以捞取“领导”全国抗日的名声和地位;其二,卫立煌是反共出了名的,调他进山西,可以监视、钳制、甚至消灭驻山西的八路军,并可与西北胡宗南部队遥相呼应,包围封锁以至进攻陕甘宁边区。蒋认为,以卫立煌的反共历史,他不会同共产党妥协、合作,同时中共也不会信任卫立煌,因而不会有国民党军被中共统战之虑;其三,蒋还想在阎老西的地盘插上一只脚,以图逐步占有山西。这是蒋的主观意图,至于卫本人的思想状况如何,他并不摸底。

    一生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是他

    平型关大捷,八路军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卫立煌对这支装备落后的军队刮目相看。忻口战役,八路军一二九师火烧阳明堡飞机场,有力地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八路军的山地游击战,机动灵活,有效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更使卫佩服不已。战役前后,卫立煌在太原、临汾几次会见周恩来,相互开诚布公地交换了各自的观点。他受周恩来影响很深,这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契机。周恩来去武汉后,朱德总司令负责和卫接触联系,朱德这位辛亥革命的老将、赫赫有名的总司令,以忠厚长者的风度和亲切、诚恳、谦虚、热情的态度与卫长谈,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是引导他乐于和八路军接近,并使其改变对共产党看法的第二个人。作为来延安的“高级”客人,卫受到热情接待。卫对八路军以“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方式,对部队进行宣传鼓动和政治思想教育的做法十分赞赏,决定学习八路军的经验,在自己的部队里成立这种政治工作的组织,以提高官兵的士气与战斗力。后来,他向八路军要了一名战地记者赵荣声(地下党员)来做他的秘书,赵在他身边,起到了帮助卫政治上进步的作用。卫立煌参观延安抗大及其他地方,他看到抗大以至整个延安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平等、互助、团结的同志式的关系……看到所有生气勃勃、奋发向上的事物的时候,都感到非常新鲜、敬佩。他受到气氛感染,发表演讲,表示:“今后要继续和八路军亲密合作,向八路军学习,和八路军一道坚持华北抗战,绝不退过黄河。反对投降妥协,反对仓皇失措、退却逃跑,收复一切失地!”如果说卫立煌在来延安之前,经过周恩来、朱德的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思想已经有了接近共产党、八路军的萌芽,那么延安之行后,他的思想就更前进了一大步。

    一生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是他

    延安之行后,卫立煌有了许多“不同寻常”的表现:在西安,他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名义,批发给十八集团军(1937年9月11日后八路军的新番号)上百万发子弹和手榴弹等军用物资,给予共产党以有力支援;他学习研究延安出版的书籍,研读毛泽东《论持久战》,增强了抗战必胜信念;他大胆吸取延安抗大的学生到他的部队中来;消极应付和拒绝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内战命令。

    “相机行事”

    抗战期间,卫立煌率部转战山西、滇西等地,立下赫赫战功。史迪威在回忆录中称卫立煌是国民党军队中最能干的将领,美国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也称他为 “常胜将军”,这种殊荣,在国民党军人中实属罕见。但蒋介石对卫在抗战中的表现却不甚满意,对他在山西作战时与八路军的密切关系已有所察觉,所以抗战胜利后,借口让他考察欧美,解除了他的兵权。

    1947年底,国民党军在东北屡遭惨败,蒋介石打电话给正在法国的卫立煌,令其回国担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卫不知该怎么办才好,通过苏联驻法大使馆打电报同中共中央商量,中央给了比较灵活的复电,让他“相机行事”。他还通过留法左派学生领袖汪德昭向中共中央发电说:“为了尽快结束中国内战,我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与中共合作;因个人环境关系,希望绝对保守秘密。”蒋介石本希望借助卫立煌的军事才能和威望挽救东北败局,但他根本没有料到,卫立煌已经不是原来的卫立煌了。在抗战中他就曾保证以后再也不打共产党,甚至曾秘密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考虑到抗战大局和国共两党的关系,当时中央委婉地 转告卫,到哪里都能为人民做事,不一定非要加入共产党。

    卫立煌到东北后,集中兵力,固守要点。不管各地如何告急,不管蒋介石如何一再电令其派兵解围,他总是驻守原地,拒不出战,同时收揽人心,整修工事。他的貌 似积极备战,颇能掩入耳目。他常对周围人说:“共军擅长围城打援,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中其圈套,只有积蓄力量,固守沈阳,以待时局变化。”他的这种“静 待时机”的僵持状况一直持续到辽沈战役开始。

    一生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是他

    战役打响后,蒋介石让卫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卫却借口“沈阳只能固守以自保”而不执行蒋的命令。同时强令手下要稳扎稳打,不要做无益的牺牲,对于廖耀湘装甲兵团的燃料弹药供应,不准超过一星期,造成行动迟缓的廖耀湘兵团全部被歼。战后国民党在总结辽沈战役失败原因时,认为“东北之失陷,基于锦州之失守,由于 沈阳援兵久而不至。沈援之不能速达,在于卫立煌之不能即时奉行命令”。卫立煌“贻误戎机达13日之久”,“古今中外,除非作乱造**,否则,断未见有此种 不受节制之将领”。

    内战中,卫立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一切可能按兵不动,并利用其地位造成影响,既使东北高级将领们无所适从,也使蒋介石的战略计划泡汤,在战争关键时期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

    “战犯”回归

    辽沈战役结束后,卫立煌逃回南京,被蒋介石下令扣押,软禁起来。通过内战,卫对蒋彻底失去了信心。卫本来在蒋嫡系中并不得意,征战多年,却没有自己的地盘,自己军队又被肢解得七零八落,到头来仍是光杆司令一个。同时,他也意识到心狠手辣的蒋恐在不久对他不利,准备逃往外国避难。1949年初,蒋介石被李 宗仁、白崇禧逼下台以后,卫立煌趁机逃出南京,隐居香港,但国民党特务并没放过他。194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国民党头等战犯名单,卫立煌名列其中,他长叹一声,说:“我有救了!”蒋介石曾两次派人游说卫去台湾或者去国外,均遭到拒绝。卫郑重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一定回到新中国,等等再说吧。”卫立煌并没有因为自己名列战犯而对中共的统战政策失去信任,这是由于自抗战以来多次与共产党人接触,深知其统战政策的真诚与伟大。故而,仍于新中国成立的喜庆日子里,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从香港向北京发出热情洋溢的贺电:

    一生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是他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犹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卫立煌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

    从电文的措辞,可以看出卫立煌的诚挚心情。

    1955年3月,卫立煌在中共的热情欢迎、周密安排下,终于回到大陆,并发布《告台湾袍泽朋友书》,用锋利的言辞,有力地揭露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卖国求荣、鱼肉百姓、排斥异己的种种罪恶,热切号召爱国的国民党将领起义回来,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标志着卫立煌的思想转变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 段。

    一生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是他

    卫立煌归国(中间)

    从1938年4月访问延安,到1955年3月毅然回归祖国,中间相隔17年时间。这17年间,卫立煌经过反复的实践与认识,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1960年1月17日零时40分,卫立煌在北京病逝,终年64岁。逝世前担任的职务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民革中央委员。回到大陆后的5年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统一大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刘振修)

    郭汝瑰:功劳巨大下场凄惨

    从1945年5月郭汝瑰与中共建立秘密联系始,至1949年12月他领导国民党72军在四川宜宾起义止,他累计向中共提供大小情报一百余次,包括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及孟良崮战役计划、淮海(徐蚌)会战计划及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等文件、长江江防计划、江南作战计划、西南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情况等等重大情报。这位被台湾媒体称为“超级共谍”的郭汝瑰,竟然在中共建政后的30年间,都被排除在党组织之外,只有一个“国民党起义军人”身份,直到1979年,在他下放所在的四川巴县武装部党支部内,才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生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是他

    郭汝瑰是四川人,毕业于黄埔军校。1928年5月,郭汝瑰在四川秘密加入中共,后去日本留学。归国后,因不满中共不抗战而追随国民党抗日。1937年,郭汝瑰作为42旅代旅长,参加了淞沪大会战,因作战勇敢,深受蒋介石赏识,被视作“军界精英”。其后,郭汝瑰兼任九战区军官训练团校官大队的大队长,后又调到国防研究院任委员,专门培养“全能将校”;不久,中央训练团团长蒋介石又任命他为训练团副大队长。

    抗战胜利后,郭汝瑰已荣升为国民党中将,不仅是掌管全国各军师编制、装备的军务署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而且以军政部代表的身份,随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前往芷江和南京,参加了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仪式。

    素以“挖心战”为能事的中共当然也“相中”了这样一个风云人物,更何况他曾参加过中共。于是派人经常在他耳边吹风,说国民党政府太腐败,马列主义才是救国的唯一良方,由此让郭汝瑰对共产大同世界再次开始憧憬起来。

    最终,郭汝瑰选择了背叛对自己信赖有加的蒋介石,而成为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内的高级间谍。他除了多次与董必武见面,还秘密接受中共党员任廉儒的单线联系与指挥。也有人称,郭汝瑰其实一直都是中共的秘密党员。

    一生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是他

    深受蒋介石器重和信任的郭汝瑰在内战期间还被提升至直接参与指挥作战的国民党国防部的作战厅长,并定期到蒋介石官邸汇报战况,听取指令,有时还要随蒋介石到各战区视察。换言之,国民党所有的作战计划、部署和行动,郭汝瑰都了若指掌。而大量生死攸关的情报,均被已成为了中共间谍的郭及时送到了毛的手中,其中包括: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国军在大别山的调度计划、解围兖州计划、解围长春计划、解围双堆集计划、国军江防计划、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等等。

    郭汝瑰除泄露军情外,还拟订让国军吃亏的作战命令,发布了很多假情报,并向蒋介石隐瞒中共军队动向,使其作出错误判断。如1947年3月,在郭汝瑰协同顾祝同指挥中原和山东等地的作战时,他一直对蒋中正隐瞒“刘邓大军”要向南跃进的战略意图,最后导致蒋介石作出“集中兵力追歼”的错误决策,而放“刘邓大军”突出黄泛区直抵沙河。

    当年在徐蚌会战中被中共俘虏的国军将领杜聿明曾怀疑过郭汝瑰,并当面指斥郭汝瑰:“你郭小鬼一定是共谍,发的命令都是把我们往共军包围圈里赶!”

    此外,郭汝瑰还有意在国军内部制造混乱,动摇军心。1947年3月19日,四百名国军退役将校因“整编”而被迫“自谋生路”从而发生的“哭陵事件”,就是他所制定方案一手造成的。

    有了郭汝瑰这样一个甘心为中共效力之人,结果如何不难想像,就是国民党处处被围、被打,直至将蒋介石赶到了台湾。

    一生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是他

    到了台湾后的蒋介石痛心疾首:“没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想必蒋介石依旧想不明白,为何自己如此信任之人会做出如此悖逆之事。台湾亦有报纸写道:“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

    为中共坐拥天下立下了大功的郭汝瑰,在1949年后的日子却只能用“凄风苦雨”来形容。生性多疑的毛在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并未授予其军衔,也没有恢复其党籍,只是任命他为川南行署副局长级别的“交通厅长”,后在镇反中,诬陷他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组长,厅长的职务也被罢免。而此后的肃反、反右、文革等运动,郭汝瑰一次也没落下,劳动改造、文革批斗、抄家游街等是家常便饭。

    不知在这样生不如死的日子中,郭汝瑰是否会意识自己曾经的背叛是如何的令人不耻,是如何对不起对自己无比信赖的蒋介石;也许才会意识到毛无法与蒋相提并论。

    据说,那些国共内战中被俘的国民党将领,于1959年大赦后大多数选择了前往台湾。许多人在后来写《国民党将领淮海战役亲历记》时,仍然流露对郭汝瑰恨之入骨的感情。

    1978年,71岁的郭汝瑰终于讨得了一个说法:他不是国民党特务,并同意其加入中共。而终于有些清醒的他在晚年时编写了两本600余万字的巨着《中国军事史》和《中国抗日战争正面作战战记》,内中披露了这样的历史事实: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架。国民党是抗日的,蒋介石先生是抗日的。其中的潜台词是什么还用说吗?

    1997年郭汝瑰因车祸去世。他的子女后来如此评价父亲:“他在军事上是一个大学生,但在政治上却是一名小学生。”也许,从做人上而言,郭汝瑰也少了“诚”和“忠”吧。

    一生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是他

    傅作义和女儿傅冬菊的凄凉下场

    平津战役”前,林彪所部四、五十万,傅作义所部也四、五十万,兵力与之相匹。若是一抵一相拼,鏖战到底,鹿死谁手未可知。 傅作义长女傅冬菊是“地下党”,奉中共密令回北平“看望父亲”,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将大量军事情报秘传给她父亲的敌手,使得北平守军在战场上屡屡受挫。傅作义被困,“经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头撞墙,咬火柴头想自杀”,他的女儿乘机劝他投降。

    最终,傅作义的五十万雄兵不战而降,林彪兵不血刃,所部不仅没有亏损,反而一夕之间变成了“百万大军”。北平被宣布“和平解放”,从此成为红都,让毛住进了中南海。此后,傅作义曾要求所部参加“抗美援朝”,但是仍被剥夺军权,当起了水利部部长。

    从1949年1月31日开始,解放军陆续进城,接管了北平的防务。2月3日,在解放军举行盛大入城式的时刻,傅作义独自坐在北平西郊原华北“剿总”司令部的驻地内。他没有参加入城式,解放军没有邀请他,他也没有主动报名。此时,他正在为一封刚公布的电函而愤怒。

    2月1日《人民日报》北平版创刊号上,傅作义看到这样的标题,“林罗两将军曾致函傅作义:任何顽抗必遭覆没,和平解决可望折罪!”公布的电函中,没说傅作义一句好话,其功绩也一点不提,他还是个罪大恶极的“战犯”。

    看到这份“书面通牒”,傅作义惊呆了!心情之坏,比当初看到“战犯名单”时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看到“战犯名单”时,他手头还有军队,还有谈、打、进、退的余地。而现在,他已什么都没有了。共产党什么都拿到了,却倒过来开始清算他过去的老账了!

    傅作义被激怒了。他给林彪写了一封气愤异常的长信。在信中要求毛泽东马上给他指定好监狱,他要去主动投案自首。

    傅作义不知道,这封由毛泽东起草的信件,1月16日就已经写好了。信写好的当天下午,谈判双方就达成《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定》。告别时,林彪把这封信交给邓宝珊,让他转交傅作义。信未封口,邓宝珊看罢大惊失色,决定暂时对傅作义保密。后来,罗荣桓、聂荣臻追问信的下文,邓宝珊只好把信交给傅冬菊,让她转交。傅冬菊看后怕父亲生气,也没转交。

    一生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是他

    其弟傅作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被傅作义召回“报效祖国”。1957年,傅作恭被打成“极右分子”,押解到夹边沟劳教农场强迫劳动,活活饿死在那里。傅作义闻讯后,悔不当初,老泪纵横。

    “和平解放北平”的第一功当然是傅冬菊,她当时的个人作用在意义上远远超过了林彪的五十万大军,然而她得到的报答却是不可思议的。

    “文革”期间,傅冬菊被作为“阶级异己分子”给揪出来,遭到残酷批斗,戴上了“反党、***、反毛主席”的帽子。她又去“探望”父亲,自身难以保全的傅作义对她说:“从今往后,你不要再来了。” 1951年,陈赓将军将傅冬菊由昆明带回北京,并准备派她到朝鲜前线做英语翻译工作。在北京,傅冬菊见到了中共老资格革命家帅孟奇。帅孟奇以朝鲜前线不安全,不适合傅冬菊为由,把傅冬菊留在了人民日报社。从此,傅冬菊一直担任人民日报记者,担任新闻工作。

    之后,傅冬菊感到自己在政治上越来越遭受歧视。北平和平解放后,北平党组织的有关人员,曾要傅冬菊填一张入党申请表,说:“填完表你就是中共党员了”,傅冬菊很感意外,说:“我早就是党员了,这个表我不能填……”后来还是在崔月犁的证明下,才作罢。

    “文革”期间,傅冬菊还是被作为“反党”的“阶级异己分子”给揪出来,遭到残酷批斗。

    傅冬菊非常痛苦,她不理解自己背叛家庭、背叛父亲,入党、闹革命,这些即便没有功劳,怎么也不会有罪吧?怎么倒成了“反革命”了?甚至连当年自己为避免中共公函给傅作义带来负面作用的“扣押公函”事件,也被说成是“扣押最高指示”、“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罪行”了,这让傅冬菊尤其接受不了,于是她给毛泽东接连写了两封信才获自由。

    一生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是他

    “文革”后,傅冬菊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了十几年(1982至1995年)。1995年后在美国与孩子生活了两年,此后,就一直生活在北京。

    晚年的傅冬菊生活十分平淡,甚至可以用窘迫、困顿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她微薄的退休金几乎让她看不起病,住不起院!前些年房改,需要个人将公房买下来,而这象征性的不多的钱,她都拿不出,以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多次向她催逼房款。

    事实上,傅作义在中国共产党建政初期,把自己的多处房产都捐献给了“国家”,到他的女儿风烛残年时,党不但不考虑退回一处房产或拨出房子给这位“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让她安身,反而在她病情很重、急需专家医治时,被北京医院拒绝住进高干病房,理由是“资格不够”,只有副部级以上人员才可以享受这待遇。对于中共来说,“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应该比所有的副部级党官的功劳要大的多,但是她的利用率早噎是零,党也早噎把她遗弃了。

    傅冬,应该叫她傅冬菊,这才是父母给她起的名字。年轻时,对中共党着魔的傅冬菊舍弃了父亲为她安排的出国留学、背叛了疼爱自己的父亲和国家,成为共产党安插在父亲身边的一名特工。傅冬菊临终那年是2007年,此时她噎卧床两年多,贫困交加,当年平津战役时期求她办事的许多人早已在中共里身居高位,哪个人说句话都能够改变她的处境,但直到临终也没有人去看望她。

    她曾说,想写一本父亲的回忆录,但最终没有动笔,她说现在才发现自己对父亲的了解实在太少了。她还说,随着岁月的流逝,她慢慢的可以理解父亲当年的做法。但为时太晚。

    一生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是他

    到了晚年,身体每况愈下、多次被报病危的傅冬菊,没有资格住高干病房,只能住“特需病房”,这种病房只要付钱,是个人就能住,每天住宿费400元,护理费自己出,两个护理员每天12小时一换班,每个护理员每月工资数千元。

    只有退休金的傅冬菊负担不起“特需病房”的开销,护理她的人因为嫌付的钱少,关键时刻甩手走了。后来又找了几个干护理的,开口要价月薪5000元,两个护理员每月工资要支付一万元,傅冬菊及其家人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组织”理也不理,任她自生自灭。

    最后,躺在病榻上的傅冬菊噎不能说话了,在2007年7月2日,党的生日的第二天,她终于解决了一切烦恼。

    傅冬菊坚决听党的话,执行党的命令,背叛了父亲和国家,不但自己下场凄凉,而且还殃及后代。她的女儿80年代赴美留学时,经济上困难重重,并被有几个小钱的刘姓台商(如果没记错的话)耍弄至堕胎,堕胎费都不给,并不理不问,使她更陷入窘境。此时看在傅作义面子上帮助他外孙女的不是中g,而是1949年前逃出中国大陆的国民党人。

    红色间谍:陈布雷之女陈琏的悲剧

    国民党大员陈布雷和他的小女儿共产党员陈琏,相隔十九年都用自杀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这一 对父女的悲剧很值得人们深思。

    一生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是他

    陈布雷是国民党的高层领导成员,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在国民党即将崩溃之时,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在南京自杀而亡。当时,我正在南京上高中二年级,已清楚能说出这段时期的背景。

    本文要著重写的是陈布雷的小女儿陈琏的悲剧。

    任性与倔强的陈琏

    陈琏是陈布雷的小女儿,由於陈夫人在产期死亡,留下这个小女孩真可怜,人们习惯称她为「怜儿」。在六岁之前一直由外婆抚育,六岁时才回到陈布雷身边。这时陈布雷还未投靠蒋介石,在上海办报,先后担任过《天铎日报》、《商报》、《时事新报》主笔。由於陈布雷的文笔不凡,在上海已有名声,这时陈布雷失去元配杨夫人(陈理之母)后,又续弦了王夫人继室,继续抚养儿女之责。但陈布雷家规甚严,由於陈琏从小被外婆宠爱有加,所以对其父教育不甚适应,从小就有那么一点任性与倔强的个性。

    陈琏在其父陈布雷刚刚投靠蒋介石时还很小,不懂什么,到日寇侵占东三省后,中国大地上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虽说那时陈琏很小,但已在幼小心灵中有著强烈的爱国心。抗战正式开始不久,南京政府西迁重庆,陈琏随陈布雷到了四川重庆在国立二中上学。她这时年龄渐大,逐步有了自己的见解,加上当时正处国共合作期间,陈琏有条件在沙坪坝书店里读到延安出版的书刊,甚至《新华日报》。在陈琏即将高中毕业时,由地下党员的班上级任老师(如今称「班主任」)介绍参加了中共;之后考入西南联大地质系,在这时,她才正式用「陈琏」这个名字。

    一生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是他

    革命热情与婚姻

    西南联大是民主的摇篮,李公朴、闻一多都在这里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所杀害。昆明「左」派人士甚多,地下中共又异常活跃。当时有个名叫袁永熙的青年任支部书记,彼此密切配合,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与三青团、国民党势力开展了坚决的斗争。一九四一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进剿新四军,对地下党员活动也加强了监视,陈琏被迫躲到滇西小县城。当时陈琏革命热情空前,一心想去延安红都锻练自己,因周恩来夫人邓颖超阻止,劝她留在陈布雷身边,陈琏於是听从组织安排,继续为党工作。之后,陈琏转入中央大学历史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回南京,陈琏执意要去北平。而陈布雷把家安於上海,到一九四七年陈琏与袁永熙结婚,这年八月甚热,加上蒋介石刚当总统不久,陈布雷又当上了国策顾问,小女儿婚事不得参加,特请弟弟代表。不过婚礼还是上档次的,证婚人是北平市长河思源(即现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何鲁丽之父),胡适、成舍我、北平市副市长张伯瑾都参加了。陈布雷当时极「红」,所以北平政要也去了。中共对这门婚事也十分重视、关注,因为袁永熙当时已是中共北平市委会学委员责人,肩负重担,攀上陈布雷这棵「大树」,日后开展工作便更有利。

    一生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是他

    陈布雷自杀震动政界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国民党特务在袁永熙、陈琏结婚不到两个月查获北平一处中共秘密电台,在拘捕时发现亿张「袁永熙」的名片,顺藤摸瓜,袁永熙、陈琏被捕入狱。就当时情况而言,北平特务也不敢对陈布雷女儿女婿怎么样,加上袁永熙、陈琏又无什么实际材料落入特务之手。但特务们不放人,因为当时华北也吃紧了,所以干脆把这对小夫妻空运押到南京,交国防部由保密局处理。此事不小,惊动了蒋介石,蒋介石反覆调查,与陈布雷无关,况且蒋介石也不知道陈琏、袁永熙的中共党员身份,无可奈何,只有同意保释出来,请陈布雷「严加管教」,这么一著,是当时地下党组织预料之中的。但是,由此为他俩日后生活留下了一 个可怕的灾难伏笔。

    陈琏夫妻释放出来以后,遵其父陈布雷指示去拜见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并聆听其教导。陈布雷从此控制了女儿陈琏的活动,减少其与外界接触,加上此时陈琏已有身孕,因为关押、颠箕,小孩夭折,又一不幸。加之长期未与组织取得联系,心情十分烦躁不安。到一九四八年秋,国民党风雨飘摇,陈布雷深感绝望,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吞服大量安眠药而自杀身亡,当时国民党政界震动甚大。

    梦熊师是蒋介石文胆陈布雷女儿陈璉同学。梦熊师说:他的这位才女同学当时已是中共党员。每当陈布雷在家里打电话跟别人通话,说委员长的意思如何如何时,陈璉常常会用家里另一部电话窃听。陈璉机器丈夫袁永熙窃取国民党机要情报事暴露后被捕,陈布雷爱女心切,向蒋求情,蒋念陈布雷多年跟随左右,下令释放陈璉夫妇,陈布雷却不能释然,遂负疚自杀。就在父亲大殓之日,陈璉随夫去了共区。

    一生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是他

    乔石安排工作

    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陈琏在陈布雷公祭仪式上见到了表妹翁郁文,翁系中共地下党成员,在乔石手下工作,所以陈琏其后与翁郁文到了上海,由乔石安排她从苏北解放区转到了石家庄。一九四九年二月陈琏到了北平,在当时中共要员冯文彬领导下参加筹建青年团工作。

    这时的陈琏深得党的信任,在北平一连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第一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可谓是个「大忙人」,陈琏当然不会想到日后的命运。她对党的宗旨无限信仰,对毛泽东无比崇拜。袁永熙在北平也得到安排,只因那年被捕时,只承认参加「民青」,未暴露中共地下党员身份,对党组织无影响。但党组织仍然认为袁永熙有过「变节」行为,尽管后来又重新入党,但「历史污点」俱在。陈琏在团中央工作,不久还当上了团中央少儿部部长,相当於厅长级别。袁永熙在一九五三年在清华大学任党委书记,相当於部省级干部。

    一生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是他

    反革命老子 右派丈夫

    到了一九五七年,像袁永熙这样的「地下党员」难逃厄运。笔者曾经为中共南京地下党斗争写过电视片,名为《无名英雄》。我知道,相当多的地下党员在反右斗争中「倒了下去」。当时南京中央大学知名地下党员罗炳权、吕品、胡静球,及抗日时期入党的俞西远、姚北桦等众多「共产主义战士」在毛泽东「阳谋」的「照顾」下,均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袁永熙又是陈布雷女婿,更是在劫难逃。

    袁永熙一 划上「右派」,陈琏则成为「右派家属」,三个子女虽才八岁、六岁、三岁,但都成了「右派子女」,乃是「成分论」中的不幸少年儿童了。

    一生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是他

    怎么办?只有离婚,划清界线了。陈琏因丈夫牵连,在北京已不可能,於是调到了上海,在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工作。她此时已是处级干部。一九五七年以后就是大跃进,反彭德坏,三面红旗,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间,物质匮乏,一个女人拖著三个子女谈何容易?!一面要努力工作,一面还要抚育三个子女,真是又当父亲又做妈妈。可怜的「怜儿」,那时才四十几岁,便已苍老了。到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日子,陈琏的日子更难熬。

    一生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是他

    一个右派丈夫,一个反革命的老子陈布雷,这层「关系」在当时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是顺理成章的事。再加上她在过去向党交心时,呈交过不少照片,如蒋介石接见陈家全家以及其父公祭时陈琏披麻带孝的照片,这一下子成了「滔天罪行」的「罪证」。似乎在这些「物证」面前,又一次印证了「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断言,「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陈琏一下子成了国民党的「 残渣余孽」。

    宁为玉碎 自杀身亡

    她已经无路可走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陈琏从十一层高楼纵身跳下自杀身亡,死前留下绝命书,表示「宁为玉碎,不作瓦全」,时年仅四十八岁!

    陈布雷自杀是一九四八年,陈琏自杀是一九六七年,时隔十九年,父女同是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一生。陈布雷死时,还搞了一个公祭仪式,而陈琏死时却遭到她鞠躬尽瘁的党的唾骂。

    陈氏父女这段尘封的历史,很值得人们深思。

    一生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是他

    陈布雷忠于国民党反动派,忠于蒋介石的,他的自杀是也自愿的,他自愿为蒋家王朝在大陆的统治殉葬,他死后被蒋介石公祭、怀念。

    一生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是他

    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反叛自己的家庭、父亲,无比忠于共产党,忠于人民的大救星--chairman mao,这样一个誓卫党的人却在文革中被同样誓死捍卫党的红卫兵所批斗,被逼自杀,而死后却被她一辈子所效忠的那个党所唾骂。

    两厢比较,这说明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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